委托在银行工作的儿媳理财，当小俩口婚姻出现危机后婆婆要求返还...
郭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：
1、请求判令女方返还郭某本金635,400元；
2、诉讼费由女方承担。
郭某与女方系婆媳关系，郭某与男方系母子关系，女方与第三人系夫妻关系。
郭某委托在中行工作的女方购管中行理财产品。
郭某于2013年1月5日交给女方一张50,000元存折，女方于同年2月16日将存折内存款本息50,078.81元转入其8139借记卡。后郭某于同年7月27日、29日、9月27日、10月15日共存入或转入专门用作女方为郭某购管理财产品的男方3170借记卡（该借记卡一直由原告保管）理财款570,006.03元。
郭某丈夫徐某去世后，男方于2015年2月11日将有关部门发放的丧葬费和抚恤金125,314.86元亦存入3170借记卡。
另外，郭某还于2017年1月9日向8139借记卡存入60,000元。
2014年9月17日至2020年3月3日间，女方陆续从3170借记卡向男方9119借记卡转款743,687.25元（略）。
2014年9月17日至2020年3月4日间，被告从9119借记卡向8139借记卡转款或取现718,600.5元（略）。
2018年11月3日至2020年2月4日间，女方从9119借记卡向男方支付宝转款16,400元（略）。
2020年2月4日，女方从男方支付宝向其支付宝转款12,100元。女方于2020年3月31日至4月1日间返还郭某200,000元，于同年5月21日又返还郭某96,775元；男方分别于同年8月30日、9月4日从3170借记卡支取/转账56,000元、62,334.64元返还郭某。
另：男方与女方于2012年12月12日办理结婚登记，于2013年5月26日举行婚礼；婚后生育二子；2020年，女方发现男方出轨，二人婚姻遂发生危机，关于危机发生具体时间，男方主张在1月，而女方主张在9月。
一审法院认为，郭某与女方间虽存在委托购管银行理财产品合同关系，但鉴于双方系婆媳关系，因而不宜将郭某交付女方的任何款项均当然认定为委托理财款。准此，则郭某于2013年1月5日交付女方的50，000元存折，女方主张系郭某兑现曾许诺的彩礼，而郭某又未能举证证明确系委托理财款，故该款不能认定系郭某委托理财款。
对存入或转入男方3170借记卡的款项，女方承认2013年7月27日、29日、9月27日、10月15日存入或转入的570，006.03元系郭某委托理财款，故予以确认；
女方否认2015年2月11日存入的125，314.86元系郭某委托理财款，虽然该款来源于郭某丈夫、男方父亲徐某去世后有关单位发放二人的丧葬费和抚恤金，因而有第三人份额，但鉴于该借记卡专门用作女方为郭某购管理财产品，且男方并不主张其对该款仍享有份额，故应认定该款亦系郭某委托理财款；换言之，3170借记卡内款项均系郭某委托理财款本利。
女方承认郭某于2017年1月9日存入其8139借记卡的60，000元亦系郭某、委托理财款，故亦予以确认。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郭某和丈夫将委托理财款本利赠与孙子，故女方的该项主张，不予确认。
女方受托购管理财产品，不得擅自转移、吞占委托理财款本利，擅自转移、吞占的，应予退还。女方在与第三人婚姻危机发生前，与郭某的婆媳关系当属融洽，其取用郭某委托理财款本利，当已经郭某同意，且用于家庭生活，故该期间其取用的款项不应认定为吞占，不在返还之列。
关于女方发现男方出轨、二人婚姻发生危机的具体时间，男方主张在2020年1月，女方主张在同年9月，根据女方的答辩判断，应认定在男方主张的时间。女方与第三人婚姻发生危机后，郭某、女方婆媳关系势必受到影响，于此情形，郭某不可能再同意女方取用委托理财款本利，故女方于2020年2月4日、3月3日从3170借记卡转入9119借记卡558，700元（210，200元+348，500元）后，于2020年2月4日至3月4日间转入其8139借记卡或取现的553，700元（转入300，000元+取现253，700元）属吞占，应予返还，再加上郭某于2017年1月9日存入女方8139借记卡的60，000元委托理财款，女方应返还郭某613，700元（553，700元+60，000元）；女方已返还郭某296，775元，故应再返还316，925元（613，700元-296，775元）。
女方于婚姻发生危机后转移、吞占郭某委托理财款，绝不可能用于家庭生活，故男方不承担共同返还责任。判决：女方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返还郭某316，925元。
上诉意见
女方上诉事实和理由：
1、本案为赠与合同纠纷而非委托合同纠纷，理由如下：郭某、女方在一审提交的证据，可以证明郭某及男方均陈述理财款是赠与孩子的。双方发生纠纷后，女方将理财返还给郭某是怕郭某上火，双方有聊天记录。理财款交付受赠人的法定监护人，已经完成赠与。也不符合撤销赠与的条件，同时赠与人之一徐某已经去世，即使符合撤销赠与的条件，郭某也只能索要其中的一半。女方与男方聊天记录中男方清楚陈述理财款是郭某赠与孩子的，而其却在第一次开庭时矢口否认，是借郭某的诉讼为其与女方离婚纠纷争取财产。基于本案当事人之间的特殊关系，对郭某及男方的陈述，对女方不利的地方不应予以采信；
2、即使本案认定委托合同关系成立，女方及男方也无需承担返还义务。一审法院的计算方法有误，郭某交付女方及男方的理财款金额为630,006.03元双方无争议，徐某的丧葬费及抚恤金不应列入理财款中，徐某的丧葬事宜均由女方和男方操办，丧葬费理应归二人领取，且该款系军转办直接转到男方银行卡中，并非男方现金存入，一审法院认定此节有误。女方已举证及郭某自认的部分合计给付金额近62万元，故理财款已返还完毕；
3、即便判令女方承担返还义务，因女方与男方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，二人应共同承担返还义务。关于二人婚姻发生危机的时间陈述不一致，一审法院以男方主张的2020年1月为准，进而判定在此之后女方的取款“绝不可能用于家庭生活”是错误的。女方被郭某、男方赶出家后，带着大儿子一起生活，而女方没房没有稳定工作，期间必然产生生活支出。故如判令女方承担返还义务，男方应共同承担返还义务。
被上诉人郭某辩称，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。
被上诉人男方辩称，请求维持原判。
本院二审期间，上诉人提交了新证据，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。
证据1：微信聊天记录、转账凭证复印件，用以证明女方与男方在2020年1月后感情并未破裂。女方质证称，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，但不认可证明目的。2020年2月4日开始女方就将理财产品中的钱陆续转到其名下，从男方口中得知女方在一月份时已经发现其出轨。男方质证称，是被女方逼迫发的，郭某当时在旁边。该证据无法证明双方婚姻是否发生危机，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，对该证据不予采信；
证据2：保险单截图、保险费支出凭证、微信支出、银行流水转账记录复印件，用以证明12万元费用发生在2020年2月11日之后，女方给两个孩子缴纳保费，2020年2月9日之后用于家庭生活的支出，同时还有给男方、郭某转账等总计30万余元，即女方在2020年1月以后的取款也是用于家庭生活支出。郭某质证，真实性无异议，但男方和女方都有各自的工资收入，且收入较高，上述支出完全可由工资负担，郭某从未同意委托理财款可用于二人生活，2020年给两个孩子购买的保险花费共计4万元，并非12万元。男方质证，真实性无异议，买保险的钱是正常支出，男方与女方名下有房产，不应动用郭某的钱，没经郭某同意动用她的钱是不对的。该组证据内各项费用支出的时间跨度较大，女方将案涉款项转至其个人名下发生于2020年2月至3月期间，无法证明其转移资金系用于日常生活合理支出，故本院对该租证据不予采信；
证据3：微信聊天记录复印件，用以证明2020年5月27日，郭某表示理财卡是赠与两个孙子的，也可以证明男方出轨的事实。郭某质证，真实性无异议，但是截取的片段，不是完整的原话，在聊天记录中郭某并未表示将案涉的存款赠与两个孩子。男方质证，真实性无异议，这是女方和郭某之间的聊天记录，没有意见。该证据中郭某的微信聊天内容并未明确表述赠与存款的事实存在，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。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。
本院认为：
1、关于合同性质。在一审过程中，当事人提交了上诉人女方与被上诉人郭某之间的对话文字版。其中女方陈述“妈（郭某），你的钱我一分不动，我肯定原封不动地还你”“50个我都给你（郭某）”“我一分钱不会差你（郭某）的”。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，口头合同的主体是女方与郭某，女方在对话中自认还款。因此其提出的是赠与案外人孩子的赠与合同的主张，不能成立；
2、关于偿还义务。女方主张由于是自己和男方操办徐某的丧事，因此丧葬费应由二人领取。但在诉讼过程中，女方未能提交证据证明丧事过程中的实际支出情况，因此对女方的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；
3、关于返还主体。在庭审中，女方对自己收到郭某63万元的事实并无异议；在当事人提交的对话文字版中，女方也自认要返还郭某钱款，并未提及是与男方共同偿还。因此其提出的应与男方共同偿还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。
综上，女方的上诉请求不应予以支持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，判决如下：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案号：(2022)辽12民终629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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